查办刘铁男受贿案始末

2014年12月1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因直接或通过其子刘德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558万余元，被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作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被“双开”的省部级官员，刘铁男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轨迹？他如何从“辉煌”走向覆亡之路？本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思索和警示？

　　1954年10月，刘铁男出生在北京一个工人家庭。他姐弟多，父亲原本工资不高，还要接济老家的兄姐，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刘铁男在姐弟五人中排行老三，是家里的长子。为帮助家里减轻负担，他小时候捡过煤核、菜帮子，砸过钢丝，帮母亲补花（出口纺织工艺品）挣钱。这种苦日子一方面激励他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上进，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拼搏精神；另一方面，在他内心深处，有着过富裕生活的欲望。

　　特别是上初中时，一次迎接外宾活动深深地刺痛了他。“当时我们在长安街列队迎宾，开始我作为学生干部站在第一排，但外交礼仪人员检查时，因我穿着带补丁的白汗衫，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调到最后一排。”刘铁男说，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觉得穷就没人看得起，就会被人轻易伤害，就没有地位，就没有尊严，虚荣、好面子的思想开始在他内心深处滋生，以后入团、入党、走上领导岗位，这些错误的价值观一直像影子似的跟着他，并对他以后所犯错误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到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刘铁男的思想改造却停止不前甚至退化，一步步滑向低谷。更为可悲的是，他还把自己错误的价值观当成人生成功经验传授给儿子刘德成。

刘德成记得：“小的时候每次我爸骑车带我去奶奶家的时候，都不走大路，都串胡同，跟我说这样近，做人要学会走捷径。每次在路上我爸都会教导我，一定要有出息，要做人上人，这样才能过得好，才能受人尊重。”

刘铁男的教诲在儿子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让他找到了一条最便捷的成功之路，这就是利用父亲职务的影响力、手中的权力攫取金钱。于是，随着刘铁男官越做越大，刘德成钱越挣越多。欲壑难填终成空。对于父子二人的悲剧，与其说“儿子坑爹”，不如说父亲“坑”了儿子。

“如今觉得当时我们父子都错了，抛开我们以权谋私不说，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错了，奋斗的原动力就错了，这也是我们父子犯罪的一个共同原因。”刘铁男父子的违纪违法行为暴露后，儿子如梦初醒。

刘铁男在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工作30年。刘铁男自认为业务全面，专业熟悉，逐渐滋生了自满情绪。在工作中，刘铁男更多看到的是自己的优点，不能也不愿意审视自己的缺点和问题，“这种无知的自负使自己其实变得很呆傻，明明是问题积累成堆，但自己却认为很完美，把自己看成是一朵花。”遗憾的是，刘铁男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在接受组织调查。

而他在发改委大院里，留下的永远是那个傲慢自负甚至有点无理的形象。

“骄娇二气十足。”在与刘铁男共事多年的同事眼里，刘铁男有点像“精神贵族”。平时追崇“倒背手，踱方步，穿布鞋，晃脑袋”的形象，言行中，常把在国家发改委工作当成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让地方发改委领导见他一面都很难。

见刘铁男难不仅是地方同志的感觉，“我们想见他也经常被秘书挡驾。”一位发改委的司长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这样做是他的意思，还是秘书的意思。

脱离干部群众，让刘铁男长期听不到真实的意见，看不到自身的问题，以至于他自我评价很高。在这种虚妄的状态下，他由自信到自恋，由自恋到自大，由自大到狂妄，以致在他的潜意识里，党性对他是空谈、法纪没有他高明。当家庭利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掩耳盗铃式的聪明。

刘铁男明知儿子刘德成既无本钱又无能力，却把儿子介绍给有求于自己的私企老板，让人“带带”儿子做生意。“此举背后，隐含着以表面合法的形式达到向其父子输送利益的目的。”中央纪委专案组人员的剖析一针见血：刘铁男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审批进度谋利，形成“拖—要—批”三部曲依次上演，完成权钱交易过程。在这一点上，刘铁男、私企老板、刘铁男之子均心领神会、心照不宣。

为与儿子挣的钱“撇开关系”，刘铁男采取了“鸵鸟政策”——像鸵鸟一样把头扎进沙子里。儿子生意上的事他一概不管、不问、不听、“不知道”，企图给日后逃避法律责任提供托词。

浙江一民营企业董事长邱某出资为刘德成成立公司，并以虚构贸易等形式送钱给刘德成。给刘德成利益就是想让刘铁男在审批项目时对自己的企业予以关照，他当然想告诉刘铁男了。有一次，在刘铁男的办公室，就他们二人在场，邱某看准时机说：“我帮德成成立了一家公司，做了两单化纤原料的贸易，效益不错，赚了些小钱。”当邱正要说具体情况时，刘铁男向他一摆手，做了个停止的手势，说：“生意上的这些事你不要和我说。”以后每次都如此，邱某也就知趣地打住了这个话题。

“老子台前办事，儿子幕后收钱”，刘铁男处心积虑演绎的这个“父子二人转”，给刘铁男带来的安全底线是，“充其量也就是违纪”，事实却没能让刘铁男的如意算盘得逞，最终他没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违纪意味着离违法不远了，明知违纪还要去做，肯定会违法。”刘铁男用人生最为宝贵的政治生命换来了这个沉痛的教训。

刘铁男受贿案涉及多名民营企业老板，那么，相关行贿人又是如何取得刘铁男信任的呢？

刘铁男的违纪违法事实，均是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企业项目通过国家备案、核准、审批提供帮助。在主要涉及的行贿人中，大多是通过关系人介绍，接触上刘铁男后，择机送上“礼金”、“物品”，以达到日后请托目的。因为中间这层“关系”，刘铁男一方面觉得可靠，另一方面觉得不好推辞，然而，“礼金”收下，岂有不帮忙之理。山东某民营企业董事长宋某的贿金就是这样塞到了刘铁男手中。

2002年上半年，为了拉近与时任国家计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刘铁男的关系，使自己企业申报的铝合金项目获得支持，宋某通过他人请刘铁男一起吃饭。饭后，宋某递给刘铁男一个袋子，说：“这次来也没带什么东西，给你买了件衣服。”刘铁男推辞了一下，见袋子里放的是个衬衫，就拎上袋子上车了。回到家打开盒子一看，衣服里面夹着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2万元钱。“当时想退回去，但还是心存侥幸。”尽管这笔钱让刘铁男“收得哆里哆嗦”，却向行贿人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此人可攻。

有一就有二，而且，第二次往往比第一次来得更加直接、猛烈。

在宋某多次邀请下，2003年8月的一天，刘铁男来到其企业考察。回京前，宋某来到刘铁男房间送行，临走时，宋拿出一个信封塞到他行李包里，“我们也没给你准备什么礼物，这是2万元钱，你自己买点东西吧。”刘铁男推辞不要，宋还是把钱放进他的行李包里。

刘铁男很清楚这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对自身的威胁，内心也对这种“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方式感到排斥。精明的老板们马上就猜透了他的心事，自然也想到了能够让他更为心安理得接受贿赂的好办法。于是，后期刘铁男收受的贿赂中，都出现了他儿子刘德成的身影。

“攻城先攻心”，而刘铁男最大的心病莫过于爱子刘德成的人生幸福了。深谙商场攻略的老板们很快找到了刘铁男的这根软肋。正是抓住了刘铁男望子成龙的急切心理，老板们纷纷通过向刘德成输送利益，达成与刘铁男的权钱交易。

听说刘德成去加拿大留学，一些民企老板就一路护送、鞍前马后，把初离家门的刘德成安顿得妥妥帖帖。刘德成在加留学期间的求学、转学、生活诸事，总有老板为其提供各种便利。刘德成回国后，各路人马又乐意“带着”刘德成合伙开公司、做生意。

在刘铁男受贿案中，邱某是向其“进贡”最多的一位，也是刘铁男最信任的一位。邱正是抓住了刘德成这个“棋子”，让初识他不久的刘铁男很快成为自己的俘虏。

2006年上半年的一天，为扩大PTA项目产能，邱某通过关系介绍，来到刘铁男办公室，请其在审批上予以关照，刘铁男表示得按程序走。随后二人聊起家常。邱早知刘铁男儿子在外留学，便问：“听说你儿子在国外留学？”刘铁男不失几分警觉：“你问这个干吗？”邱说：“如果他回国了自己做生意，我们合作，我可以带带他。”刘铁男当时没表态，邱留下名片就离开了。

邱某回酒店不久，刘铁男就打来电话：“你说的事倒也可以考虑……”

邱某的用意刘铁男并非不清楚，私欲作祟的刘铁男已被亲情和利益冲昏头脑，在“你情我愿”、“你知我知”的自我麻痹中，与老板们一拍即合。

2006年上半年，邱某出资100万元为刘德成在杭州注册成立一家公司，并以虚假化纤贸易方式为刘德成获利825万余元。后经刘德成同意，邱将上述款项中的900万元投入股市并安排公司员工炒股获利1500万余元。后又应刘德成要求，邱从公司账户支付1500万余元为刘德成购置豪华轿车和别墅。

2005年间，北京一家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某出资成立一家4S汽车店，并口头约定送给刘德成30%股份。2007年6月，刘德成向张某提出“退股”，张某先后向刘德成支付人民币共计1000万元，“回购”了刘德成持有的该4S店30%股份。

……

如果说手握重权的刘铁男被老板们当成一个“捕猎”的目标，其子刘德成则被当成一个接近目标的“老虎机”，通过向其不断“投币”而打开捕获权力的通道。

2005年至2011年，刘铁男利用其担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孙某公司PX项目通过国家发改委工业司核准提供了帮助，为张某申请设立4S汽车店提供了间接帮助，为某汽车企业个别项目通过国家发改委核准提供了帮助，为浙江某企业出资成立的石化公司及相关PTA项目通过国家发改委核准和开展前期工作提供了帮助。

案发后，刘铁男的警觉意识“复苏”了，他再次认识了以前的“老朋友”：“他们之所以出手大方，帮刘德成经商挣钱，绝不是看中了刘德成的素质以及和刘德成的交情，而是看中了在他身后作为父亲的我及所处的位置，可以给这些老板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和回报。”

抑或，刘铁男的头脑从来都没有糊涂过，只是，他被亲情所累、为利益所惑，在侥幸和自我麻醉中，失去了抵御能力。

刘铁男腐败案的发生，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他的价值沦陷和无尽贪欲，也折射出权力制约与监督问题。而监督的缺位，又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权力集中、审批事项多、自由裁量权大等问题密切相关。

刘铁男工作过的国家发改委，是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关键部门，掌握着项目审批、资源配置、政策规划、定调价费等多方面权力（审批与否、审批快慢、审批多少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因为这些权力事关地方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因而权力部门、连同执掌权力的关键岗位人员成为地方政府、企业攀附的对象。

国家发改委在对刘铁男案进行剖析时，深刻指出了自身在权力运行和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权力行使不够公开透明，对外项目审批各个环节不公开、不透明，缺乏社会监督，对内科学民主决策发挥不够。监督乏力，缺乏有效平台和载体，监督脱离业务，游离于权力运行之外，且形式落后，多以事后监督为主，仅看流程和形式难以发现项目审批背后的权钱交易。

为此，国家发改委党组表示，要通过查找体制机制和工作制度、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健全制度、完善机制、改进作风，把廉政风险防控体系筑牢做扎实。驻国家发改委纪检组表示，将督促加强过程监管，实现项目审批、政府定价、债券发行、资源配置等行政审批事项的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在技术层面，将电子监察系统嵌入电子政务平台，对重点岗位、高风险岗位权力运行实行网上留痕，实施同步监督与可追溯监督。

刘铁男案还暴露出制度执行力不强的问题。党纪早就明令禁止党员领导干部利用其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子女、配偶谋取利益，特别是禁止在本人管辖的业务范围内允许子女、配偶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等活动。然而，如何将制度真正落到实处，防止其成为“纸老虎”和“稻草人”，仍将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央纪委专案组人员认为，刘铁男案件同样对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验。新形势下，腐败问题已由浅层次的本人直接受贿，转型为更深层次的利益冲突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从传统的办案思维中跳跃出来，在关注传统直接受贿形式的同时，要以宽广的思维，透过子女、亲属经商谋利问题的表象，洞察官员滥权贪腐的实质。”

2015年1月1日，经过一个月试运行，国家发改委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投入运行，过去分散在各个业务司局的13项行政许可、6项国家能源局行政审批事项等全部纳入政务服务大厅受理。

国家发改委简政放权，是中央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同时有舆论认为，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的依法查办，则是推动发改委改革的直接动因。

刘铁男受贿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第一起省部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从依法立案侦查，到依法指定管辖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始终遵循着法治化反腐败路径。

2012年12月6日，时任《财经》杂志副主编的罗昌平，连发三条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伪造学历、与商人勾结巨额骗贷以及包养情妇等问题，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在公众中被传得沸沸扬扬。举报当日，身在国外的刘铁男通过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向媒体表示，举报内容纯属造谣，正在报案、报警。

其实，早在2012年5月，国家发改委部分部级退休干部，在获取刘铁男涉嫌贪腐的部分证据后，已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

2013年5月11日，中央纪委对刘铁男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检查。同年7月19日，中央纪委将刘铁男案移交检察机关，刘铁男案专案组随后成立。

担任专案组负责人的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二处处长李连成告诉记者，刘铁男受贿案，不仅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检直接立案侦查的第一起省部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也是反腐体制改革后中央纪委向检察机关移交案件线索的第一案。同时，也是检察机关适用修改后刑诉法办理的第一起省部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证据规则、辩护制度等一系列规范性要求，都对检察机关办案工作带来新挑战、提出新要求。

“三个‘第一’的大背景，与社会对案件的广泛关注，促使我们在办案时把压力化作动力。”李连成说，检察机关办案更加客观，实事求是。侦查工作或者前期的调查工作要严格按照工作规范和程序来办理。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检察机关必须依法办案。

李连成告诉记者，刘铁男的权力涉及行业入门门槛、产能分配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等多个方面，涉嫌犯罪问题不会太简单，必须在中央纪委查出问题的基础上继续对案件进行深挖细查。

检察机关初查发现，刘铁男的儿子刘德成年纪轻轻住别墅，有若干辆高级轿车，这些情况与刘铁男本人的收入，以及刘德成的收入严重不相符。为了查清刘铁男的重大经济犯罪问题，检察机关首先要攻克两大难题。一是摸清刘铁男的资产流向，以及他运用权力运作项目背后涉及的企业。二是让案件尽快进入司法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办案优质高效。

经过20多天的外围取证调查，专案组基本固定了刘铁男职务犯罪的相关证据，为依法立案侦查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3年8月8日，最高检依法决定对刘铁男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有个细节令李连成印象深刻，在侦查阶段刘铁男的签名都是简体字，而其在位阶段或案发前，他的个人签字或是文件上的署名，“刘”和“铁”都是繁体字。

从签字上看，“现在的刘铁男已经不是过去的刘铁男了。”李连成告诉记者，虽然刘铁男心态已经发生变化，但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之初，他还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是因为被举报而接受调查，自己的问题很简单、不严重，也就是一般的以权谋私或者违纪问题。

检察机关侦查发现，2005年下半年，刘铁男利用自己担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南山集团董事长宋作文的请托，以给中国铝业公司党组成员、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罗建川打招呼的方式，为南山集团下属的山东南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铝业公司下属的山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3万吨氧化铝购销合同提供了帮助。2006年8月，宋作文将3万吨氧化铝购销差价中的人民币750万元汇入刘德成控制的北京金华实科贸有限公司账户。

李连成说，在检察机关提审刘铁男的过程中，刘铁男一直认为和南山集团的交易，他本人并没有直接拿钱，所以不能构成受贿。

事实上，刘铁男在接受宋作文、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根、北京华通伟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爱彬、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建林等人的行贿时，为自己设置了一种“掩耳盗铃”的敛财模式，即行贿人与其子的金钱往来，大的方向他清楚，但细节上他不参与，更反感对方跟他讲，他始终在规避法律，极力撇清自己。

“我知道，你别跟我说这么详细，你们跟我儿子好好合作就行了。”“把他交给你了。”“你把他带好。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刘铁男在案发时形象地总结了自己采取的敛财模式。李连成认为，这就是典型的“鸵鸟政策”———把脑袋埋在沙子里，而身子还暴露在外面。

李连成告诉记者，随着侦查工作的逐步深入，专案组已经基本完成固定证据链，形成卷宗多达100本，包括赃款的来源、去向，赃款表面形式通过什么虚假项目来获取，行贿人的证人证言，审批项目、国家的产业政策等书证。

李连成回忆，2013年10月，再次提审刘铁男时，他的心理防线依然没有被攻破，他始终认为，自己处心积虑演绎的“老子台前办事，儿子幕后收钱”这个“父子二人转”具有安全底线，“充其量也就是违纪”。可是，当李连成把所有的证据向他讲述清楚以后，刘铁男终于明白，他的问题不仅仅只是涉嫌违纪那么简单了。

既要深挖细查犯罪，也要切实保障人权。李连成告诉记者，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角度，涉及重大贪污贿赂案件，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会见律师。检察机关多次提醒刘铁男要聘请律师，但刘铁男认为自己的犯罪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已经很严重，再聘请律师是跟政府对抗，不想再聘请律师。按照法律规定，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检察机关要为犯罪嫌疑人指定律师，保障他的诉讼权利。在办案人员不断提醒刘铁男的同时，最高检帮助刘铁男指定聘请了公益律师。

2013年12月31日，最高检对刘铁男受贿案侦查终结后，经依法指定管辖，将案件移送河北省廊坊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河北省检察院抽调廊坊和沧州两个市检察院的公诉人员参与办案，由廊坊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金国担任第一公诉人。

王金国告诉记者，刘铁男受贿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正常的市场经营行为与权钱交易的受贿行为相互交织，罪与非罪、个人犯罪与共同犯罪相互交织，刘铁男在主观故意上明知和不明知、具体明知和概括明知相互交织。为了确保办案质量，公诉团队严格按照修改后刑诉法的要求，全面、细致审查证据，对案件的受贿形式、共同犯罪、办案程序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相对薄弱的证据材料及时补强。

审查起诉期间，公诉团队全面系统地反复阅卷，对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65册案卷材料、2000余份证据，逐页进行梳理，对全案证据情况进行整体把握，同时对在案证据的瑕疵、证明力及证据体系间的矛盾点逐一排查，制作了600多页30余万字的审查报告，并最终形成完整的审查意见。

2014年6月23日，廊坊市检察院依法对刘铁男涉嫌受贿案向廊坊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2014年9月24日，廊坊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刘铁男受贿案。

廊坊市检察院指控，刘铁男于2002年至2012年，利用担任原国家计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南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作文等人在项目审批、设立汽车4S店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与其子刘德成共同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3558.3592万元。

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刘德成收受孙永根天籁轿车的过程中，刘铁男是否有受贿的主观故意;二是张爱彬出资注册4S店并送给刘德成30%股份，又向其支付1000万元回购股份的行贿主体和数额问题;三是收受行贿人邱建林1549万余元中的炒股收益应否计入受贿数额;四是刘德成挂名领取广州骏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薪金的121万余元能否认定为刘铁男的受贿问题。

法庭在调查被告人刘铁男收受张爱彬1000万元贿赂款的犯罪事实中，公诉人紧紧围绕刘铁男明知刘德成和张爱彬合伙经营4S店既未出资也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刘德成却在退出股份时得到了1000万元的事实进行讯问，揭露、证实刘铁男在主观上具有明确的受贿故意。针对收受张爱彬的行贿数额，辩护人认为应当以张爱彬出资注册4S店注册资金数额的30%认定。公诉人则表示，1000万元受贿数额的最终确定，与最初的注册资金数额无关，与约定的刘德成所占股份比例无关，是张爱彬与刘德成最终协商的结果，是张爱彬为得到4S店指标而实际支付的好处费。公诉人紧紧围绕刘德成、张爱彬、陆志峰的证言及刘铁男的供述等证据加以证明，供证相互吻合，同时指出辩护人的辩点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使答辩十分有力，令人信服。

在证明刘铁男收受邱建林1549万余元的犯罪事实时，因为受贿过程复杂，资金流转公司账号较多、流转次数密集，为了使法庭及旁听人员对整个犯罪过程能有清晰的认识，公诉人对1549万余元的收受过程制作了资金流转示意图，通过多媒体示证系统以动画的形式向法庭展示并同步解说，形象地说明了行受贿过程，使整个犯罪活动清晰地展现在法庭上。

针对辩护人提出刘德成挂名领薪不构成犯罪的观点，公诉人在法庭上引用了刘铁男的一段供述:“刘德成回北京后，基本上没上过班，在那儿白拿工资。有时候我给刘德成打电话，他不是在家就是在别的地方，都没有上班。”从刘铁男对刘德成领取薪酬接受的主观故意，对刘德成是否实际到岗上班和实际工作情况的明知，证实刘铁男对于刘德成“挂名”是知情的，充分辩驳了辩护人的观点。

2014年12月10日，廊坊市中级法院对刘铁男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刘铁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最终认定刘铁男3558.3592万元的受贿数额与检察机关的指控数额完全一致。旁听案件庭审和宣判的群众说，这充分说明了检察机关反贪办案质量较高，以及公诉人指控的有理、有据、有力。

究竟是什么让刘铁男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一名高级干部蜕变为阶下囚?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书认为，“拒腐防变思想堤坝的坍塌，是其违法犯罪的根源”。

刘铁男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部级领导干部，有过辉煌的昨天。然而，随着职务的变化，他却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一步步蜕化变质。在党和国家保持惩治腐败犯罪的高压态势下，他仍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进行权钱交易，步入犯罪泥潭而不能自拔。

正如刘铁男自己所说:“我的权力是国家给的人民给的，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该心无旁骛。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对财富贪欲没有控制，最后一发不可控制，突破了道德法律底线。”

从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可见，刘铁男受贿事实几乎全部与滥用审批权有关。而刘铁男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期间，他曾提交《关于发改系统项目审批环节防范腐败问题的若干建议》，希望得到从轻处理。

检察机关公诉意见书指出，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到位，是刘铁男违法犯罪的客观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的进程中，一些监管措施的缺失与制度落实之间的反差，致使某些行业领域或工作环节出现了监管上的“断裂”或“真空”，由于未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导致权力被滥用。

“对刘德成的娇惯、溺爱、纵容，是刘铁男受贿案的显著特征。”王金国说，检察机关指控刘铁男的五起犯罪事实中，除刘铁男亲自收受4万元和装修房子款项外，其余均与其子刘德成有关。刘铁男将刘德成介绍给与自己职权有关系的一个一个“大老板”，与其说让他们“带一带”，倒不如说让儿子搭上了权钱交易的“直通车”。刘铁男的所作所为不仅葬送了儿子前程，他本人也自食其果。

“我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对不起工作了30年之久的发改委，辜负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给单位抹了黑，确实悔恨万分!”2014年9月24日庭审最后陈述阶段，刘铁男如此吐露当下心迹，“如果时间能倒流，我应该做两袖清风、心无旁骛干事业的人。”

纵观刘铁男的人生轨迹，从一个请客不到、送礼不要的“冷面人”，蜕变为理想信念的叛逆者；从一个令人羡慕、受人尊重的高级领导干部，跌落为“阶下囚”；从一个对孩子近乎苛刻的严父，发展为把儿子引向犯罪深渊的“推手”。

“希望广大领导干部以刘铁男的案件为戒，在金钱、权力面前，要抵御住诱惑，经得起考验，在内心深处树立起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崇高政治信念和职业追求，用法治思维管好权，为党为人民执好政。”公诉检察官王金国说。